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结合

十二分惊奇——葡国印象记

        想不到，我年近古稀，还能走出社会主义国门，到资本主义世界徜徉一遭。

想不到，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数十年不变的马、列、毛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教育，而今却要在异国他乡受到检验。

而今，我在葡萄牙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已经三个年头了,一直想谈一点印象和感受，那就用“十二分惊奇”来概括吧！

回到2007年6月6日，那是我从国内出发的日子。这一天应该是一个吉利的日子，所谓“六六大顺”嘛！这一天，我和夫人带着刚满两岁的小外孙离开古城南京踏上了旅欧的行程。经过前几个月紧张而繁琐的签证手续的办理，我早已精疲力竭，但真要离开国土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时，却又异常兴奋和惶恐。

我们购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票，航线是： 南京至北京出关，经巴黎转机到里斯本。国航很优惠，从南京到北京的机票全免， 北京至巴黎这段的小孩机票打折（巴黎至里斯本无法打折，国航无此航线）。

最担心的是天气，这是我几十年空军生涯的最起码的常识。早上起来，我急不可待地从寓所那23层高的窗户举目远眺，唉！整个南京成了雾都，能见度不足两公里。常识告诉我，日出前后能见度更差。好在我们是九点来钟的飞机，这时我真希望南京城头骤起大风，那将使雾气更快消散，不致影响我们正点起飞。说也奇怪，当我们驱车去禄口国际机场时，真的是清风拂面，雾气渐渐散去，能见度大大好转。

九点多钟，飞机准时从南京起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准时降落在首都机场。我们带着小外孙，马不停蹄地离机、提行李、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办理出关手续。这里要特别提到，首都机场的那位中年警官。他看到我们俩老一小，有所不便，主动代替我们填写了出关单，否则，还要耽误很长时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碌和候机，总算顺利地登上了即将起飞的大型空客飞机。刚刚落座，女儿从葡萄牙打来了电话。我告诉她，一切顺利，飞机即将起飞，我的手机即将关闭。

大约12点50 ，飞机带着我们离开了国土直插云霄。机舱里的屏幕随时显示着：我们的航迹向北经蒙古、俄罗斯转向西到法国的巴黎；飞行高度超万米；航行时间持续近11个小时。整个航程可以说是追着太阳向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天地飞去。当我们的飞机进入欧洲上空时，机下的大地还在阳光照耀下，可是，整个亚洲已是一片漆黑了。

当地时间下午大约4点钟，我们顺利到达法国首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来不及想像这个有着闻名遐迩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爱丽舍宫、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古迹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历史名城的辉煌景象，急着要找到办理转机手续的地方。还好，在出站的通道口，就看到了可能是国航的中文咨询服务站，经他们的指点，我们顺利地来到里斯本航班6号候机室，等待换登机牌。我心里有点不踏实：从未听说过换登机牌是在候机室。于是，我又折回到入关口，我向海关人员指着机票上的里斯本，他们重复了几遍“SIX”。既是这样，那就在6号耐心地等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眼看着离起飞时间愈来愈近，候机室的人也愈来愈多，他们都有登机牌，可服务台不见一个人影儿。我们心里又不踏实了，怀疑办理换机手续的地方有误，几次到邻近的候机室服务台求证，人家都证实没有错，那就再耐心地等吧。晚上9点已过，离起飞时间只有10多分钟了，才见到一位稍胖的女工作人员慢悠悠地来到服务台前，我们迫不及待地递上机票、护照等证件，可她不屑一顾地又起身，走出候机室，到飞机上去了。此时，我们心里直打鼓，眼看着登机的旅客已在登机口排成了长队准备登机了，可我们还没有登机牌。过了一会儿，那个女的才又慢悠悠的出现在服务柜台，打开电脑，核对我们的机票和护照，再要我们的行李牌，接着又拿起电话，看着我们的行李牌，在联系什么（可能是联系转运我们的行李吧，难怪在里斯本行李处的转台上我们的行李是第一个出现的，这才叫后来居上呢）。然后，才将登机牌递给我们。天啦，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第一次领教了葡萄牙人的慢性子！我们急忙带着小外孙去排队登机，服务人员让我们到前面。我们立即明白，这是带小孩的优先，并不是后来居上，我们第一个上了飞机。

这是一架葡萄牙航空公司的小飞机，设施已经陈旧，甚至显得破烂。经过两个小时的夜航，于当地时间约23点半钟（中国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飞机平安降落在里斯本机场。

女婿开着汽车载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向葡萄牙南部飞奔。小外孙早已进入梦乡，我们俩老则听着女婿眉飞色舞地对葡萄牙风土人情的介绍。近3个小时的车程，在灯光闪烁中度过。到家啦，女儿迎了上来，小外孙睡眼惺忪地认了妈妈……

女儿的家座落在一条热闹非凡的街边的一幢四层楼房的第二层，其地理位置绝好，离海滩广场仅60米，离海滩不足两百米，通过门窗，就能将大街和广场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等尽收眼底。尤其是夏季旅游旺季，各色人种川流不息，各种打扮五光十色，广场演出声震环宇，饭店酒吧人声鼎沸……这片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葡萄牙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因为，自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由通商、定居，到逐步占领，于1845年11月非法任命澳门总督。直到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才使在葡萄牙统治几百年的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此可见，葡萄牙真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我们真的踏上这个对葡萄牙名字异常熟悉的国土时，却又感到是那样的新奇而陌生。人们说，葡萄牙是欧洲南部西侧大西洋海岸的弹丸之地，面积9.6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余万，经济在欧洲靠后，是一个信教的国家。我们住地是它的南部一个市(LAGOA)的旅游区之一(CARVOEIRO)，典型的海边小山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体验到的，虽不是葡萄牙的全部，却也可见一斑。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它的环境。大气没有烟尘，没有浮尘，能见度清晰通透，一望无边，天湛蓝，海湛蓝，海天一色。肉眼见到万米高空过往的航班飞机川流不息，机体像银星闪烁，拉烟像缎带横空。特别是早晨日出时，空中的飞机及其拉烟，就像红星拖着彩带与红霞竞技，我总是驻足观看良久。每到夜空降临，天上飞机航行灯忽闪忽亮，无数星星耀眼，银河清晰可见，十五的月亮，那才真叫圆啦 ! 记得在80年代出国热时，批判那些崇洋媚外的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现在眼见为实，就是比中国的圆。不过，中国也有圆的地方，比如西藏、云南、新疆、内蒙、海南等没有污染的地区（后四个地区我都去过，有点发言权）。

我们的视觉由天到地，只见所有房舍建筑，包括围墙和路边的栏杆，都是白墙红瓦，烘托出一片圣洁肃穆的氛围，加上顺着起伏的地势，那鳞次栉比的排列组合，在蓝天碧海的衬托下，可以说，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所见之处，那个干净啦，真是叫绝!大街小巷不见灰尘，家家户户窗明几净。即使在广场，人们都席地而坐，不用担心衣物被灰尘污染。在大街上行走，不用害怕川流不息的汽车会扬起尘埃。我们常常感叹：“大马路和人行道就像用水冲洗过一样！”我们观察过无数的房顶，那红色的盖瓦，片片清晰明亮，不能不使人遐想：“是神仙上房顶打扫啊！？”我们走在街上，也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过很多住户的窗台，其结果真叫人服气：就是没有灰尘！我们经常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葡萄牙人怎么这么干净呢！”经过观察，答案是：除了自然环境无污染外，就是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你可以看到，大街小巷的店家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擦玻璃、抹桌子、冲地面，天天如此，住家也是几乎天天打扫，从不马虎。大马路和人行道的保洁也很简单，每天清晨，女保洁员提着小小的撮箕和小小的笤帚，用那纤纤细手，在人行道上捡捡零零星星的烟头、纸屑等垃圾。间或一个礼拜，环卫人员手提带长筒的鼓风机，将人行道上的落叶等赃物吹向大马路，让紧随其后的吸尘车一吸而净。国内那种司空见惯的大笤帚挥舞、路人掩鼻而过的情景，在这里是无影无踪。

这里的绿化、美化，绝非一日之功或权宜之计，也绝非行政要求或制度约束，而是公民的自觉行为。凭视觉可以看到，每家每户，无论是门口，或是阳台，或是院落，都是花草常绿，鲜花常开。即使盖新房，也是与绿化美化同步。新房竣工之日，就是绿化美化完成之时。我亲眼看见一家连地下室在内的三层别墅式的酒吧的建设过程（我每天锻炼身体都要从工地门前经过）。从去年10月动工，到今年6月完工时，在新砌的围墙内侧已经是喷泉淋漓、花草葱绿、鲜花盛开、小桥流水、盆景迷人了。我们隔壁这一家的主人就是做绿化服务的专业人士。他那辆拖斗车里总是装着花草树木等植物和工具，每天开出开进，忙不迭地上门服务。更为新奇的是，许多住家或是别墅院内，种植了各种果树，诸如桔子、柚子、桃子、柠檬、枇杷、石榴、葡萄、无花果等等，却不见种蔬菜之类的。我们开车到首都里斯本两三个小时，从车的两边望去，到处是郁郁葱葱的荒山野岭和空地，只是偶见果园和牧场，却不见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田园风光。我们真为古人（具体说是洋人）担忧：“老百姓吃什么？”更为惊奇的是，那些路边、院落树上的水果成熟后，陆续掉落地上，任凭烂掉，却无人摘食。是老百姓不吃水果吗？否，我们亲眼所见超市摆着许多品牌的水果，天天有人买了带回家。是自家种的水果不能吃吗？否，我曾好奇地摘回家尝过，味道好极了。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家种的水果只作为观赏，或者是一种神的象征，不能随便摘来吃啊。

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鸟语花香，空气清新，自不待言。那些常年翱翔的海鸥、雀鸟、燕子以及飞禽走兽等，也自得其乐。我们看见燕子在很多家墙角的窝里飞进飞出，繁殖后代，乐此不疲，安得其所。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时而飞过头顶，时而站立于行道树上或住户的阳台上，时而飞进灌木林中。你要是行走在路上，猝不及防，一泡鸟屎落在你的衣服或头顶上，这叫“沾光”。我每天早晨到较远的一个海滩去锻炼，常看见野兔出没于路旁的灌木丛中，于是，带了照相机，准备捕捉几个镜头，十几天中，只抓拍到了两个镜头，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人们常说的“你跑的比兔子还快”的比喻。

这里的天气也特别奇怪。每年的夏天， 6月中旬到9月中旬，长达3个来月，不见一滴雨水，不见一丝云彩，每天只是见到骄阳从东边出来，经过大碧空那浩瀚的蓝天，再到西边落下。难怪这里不种庄稼只长草（许多耐旱的植物，是不怕干的），可能与夏季干旱缺水有关。是啊，总不能引海水浇灌吧。每到这个季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织，海滩爆满，或许他们就是冲着这种天气而来的。君不见许多人，一大早或开车或步行到海滩，占个位子，铺上沙滩巾，男士穿着短裤，女士仅着三点，或躺或趴，尽情享受日光浴。有的女士为了充分享受这难得的日光浴，不仅宽衣，而且解带，让上身全裸。有鉴于此，你看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个个皮肤黝黑。人们说，要知道谁有钱，只要看谁的皮肤黑。我想，黑种人应该例外吧，因为他们天生的黑。

讲到女士半裸尽情享受日光浴的情景，那要是在国内，还不成了各个大小报刊的头条和街谈巷议的新闻啊。可是，在这里就叫做“见怪不怪”了。还有叫国人瞠目结舌的呢！我们到葡萄牙的第一年的夏天，女婿带我和小外孙到一家小区的露天游泳池去游泳，一到池边，就看见3名上身全裸的妙龄少女和一名青年男士，时而入池游泳，时而上岸照相，看他们的表情，如入无人之境。在清晨的海滩，也偶有男女全裸畅游大海的。还有，每到夏天，这里的女士们，不管是南来北往的，或是本地的，基本上都是着三点，大大方方地行走于大街小巷、出没于酒吧饭店、来往于大小商场……这些要是在国内，还不引来无数围观者！可是在这里，就太平常了。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开放”，或叫什么“自由”。我知道，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开放”和“自由”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不是吗？每天在大庭广众下，也多见男欢女爱、拥抱接吻的。但比起这里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里不论老少，公共场所拥吻的太多，太频繁。当然，其中有些是属于西方的礼节问题。我们到葡萄牙的第二天就碰到了。吃过早饭 ，女婿带我们出去熟悉环境,领略这里美丽的的市容市貌，第一个和他们的朋友卡洛斯夫妇见面，当女婿将我们介绍给他们时，卡洛斯的妻子立即上前吻我，幸好我反应快，意识到是西方礼节，经过零点零几秒钟的观念转换，就顺从地递给她左右两个面颊（我曾经讲过公共关系学，我知道应该是这样），避免了失礼的尴尬。接下来，女儿女婿的员工安娜小姐又吻了我两口。

东西方不同观念和习俗还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对待婚恋的态度上。在这里表现的是那么宽容和宽松，在我们看来甚至是放纵。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听不见哪家哪户有大声训斥或打骂小孩的声音。所有公共场合，见到的是孩子们那种非常自由的活动。例如，在海滩上，许多孩子尽情地玩着沙子，打着水仗，从头到脚，满身是沙粒或海水，可奇怪的是，在一旁的父母只看不管，甚至有的父母还跟孩子们一道玩。但我们就怕将孩子弄脏了，两个小外孙要是将脚伸到沙子里，就连拉带拽带训斥地强迫他们离开。在子女的婚恋上，那才是真叫自由。早恋、早孕、早婚现象是否普遍不敢断言，但所见所闻不少。今年夏天，女儿女婿他们雇了一个名叫维莱妮亚的16岁的女孩做临时工，她就已经有一个4个月大的女儿了，她的男朋友只有19岁。维莱妮亚下班后还大大方方地带着女儿来玩。在我们看来，真是大跌眼镜。还有许多人，只同居不结婚，但对所生的孩子都能负责。

说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国普遍是家长式的那种强迫命令、绝对服从、打骂训斥方式，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嘛！西方可不然，父母子女和谐平等，打骂训斥不仅视为不文明，而且视为犯法。我们在国内的那种习惯，于公共场合则忍而又忍，回到家又忍无可忍了，对两个小孩的顽皮不听话，只能施以国内的习惯，好像才能奏效，弄得我们大人常常提醒：“小声点，小声点……”生怕对外造成影响。中国人说话嗓门大，声音高，在国内不觉得，在这里就要受点约束。如果不加克制地“显声”，老外就以为家里发生了问题。可不是吗，有若干次，老的对不听话的小的突发训斥一声吼，门外行人或邻居全然大惊，以异样的目光射过来。中国人说话为什么没有老外那种平和的语调呢？我女婿则有一番说辞，他说：“根本原因是，汉语中有四声，而外语中没有。”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不敢苟同。其实，不管有多少“声”，音频和音阶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在大街上，似乎是汽车比行人多，很难得见到一辆自行车。经常见到人与车、车与人相互谦让的情形，绝对见不到互相抢道的现象。初到葡萄牙时，我们漫不经心地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快车道上的一辆小车在距我们约两米处停下了，原来，我们正面向人行横道的斑马线，车主人一定是以为我们要过马路。不好意思了，我们赶紧过马路吧。在以后，无数次地在这些地方互相摆手示意对方先过。不管是谁先过，都要向对方致谢。我们开车出行时，也经常看见在交叉路口处，车内主人用手示意对方先过。前方如有警察检查，过来的车会闪着车灯，友好地发出提示信号。

在葡国的公共场合，人们讲话彬彬有礼，和颜悦色，见面互致问候，即使素不相识的人，在路上碰到，都是互相问好。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就一定要学会葡萄牙语中不同时段的问候语以及谢谢等起码的文明用语。在国内马路上，不用说不相识的人，就是认识的人，有时还掉脸走过，装未看见。在国内，车站码头、商场超市、酒店饭店、影院舞厅等，凡是公共场合，都是人声鼎沸、大声喧哗、吵吵嚷嚷，甚至有破口大骂、大打出手的。在这里，同样的场所，显得是那样的安静，没有喧哗吵闹，没有推推搡搡，没有吵架斗殴。即使在饭店就餐，不仅没有国内那种吆五喝六、猜拳酗酒的，而且吃饭不能发出声响，更不用说大声讲话了。就是喝汤，也只能用小勺子送到嘴里，绝不能端起碗大喝特喝，这既难看，又声音大。这些，对我们真是太不习惯了，因此，每次进饭店就产生拘束感。

看得出，葡萄牙对纳税人是尊重的，政府不仅不会乱花纳税人的钱去盖楼堂馆所，而且自身办公条件也是因陋就简。记得我们刚来的那年，要到移民局办居留卡，当我们走进办公室时，看到的办公条件，不仅超出我们的预料，而且使我们大为惊讶：这么一个权高位重的单位，竟然桌椅陈旧、地板破烂、墙壁斑驳、室内狭小……有人说，在葡萄牙，你看到办公条件最差的应该是政府机关。可是，对纳税人的福利却依照法律一点不减，例如，生小孩，不仅免去住院费，而且每月对小孩还发放补贴费。子女上公立幼儿园，免除学费，仅交伙食费。伙食费的多少视纳税的多少而定。如果家里是吃救济的，伙食费也全免。说到上幼儿园，没有后门可走，一律视条件，按年龄顺序，从大到小录取。因此，我的小外孙，连续两年报名，直到今年9月，已经过了4岁4个月，才有幸被录取。

葡萄牙的物价基本稳定，而且生活必须品的价格都不高，更没有暴涨暴跌现象。例如，猪肉（以欧元按公斤计，下同），2元多，其中五花肉不到2元；牛肉，5元多至8元多；大米，6毛多至8毛多；面粉，8毛多；鱼，普通的，3元多至4元多；西红柿，1元至1.3元；土豆，6毛多；扁豆，1元多；包菜，8毛多；花菜，8毛多；食油，8毛多至1.3元；鸡蛋，分大、中、小号，每盒12个，9毛多至1元多；牛奶，每升5毛多至6毛多……我们拟带一份超市的广告回去,给国人比较。这里打工者月工资最低5_600欧元，从以上的价格水平可以计算出他一般的生活支出所占比例。

由此可以看出，葡萄牙人的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加上其他的劳动保障，比如，受雇必须签合同(在国家强硬的劳动法的保护下,一旦签订合同,老板要开除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除平时有法定休息外，还有30天年假，每年要领14个月工资以及劳动保险费等，更是锦上添花了。因此，看不到捡破烂的，也没有废品回收站。我从家里出发到较远的一个海滩去锻炼，在出城后的公路两旁，游客丢弃在灌木丛中的易拉罐、酒瓶、饮料盒等垃圾，随处可见，日积月累，无人问津。生活上的安逸，助长了他们的四平八稳、按部就班、不急不慢的作风。 前面提到，我们在巴黎转机时第一次领教了他们的慢性子。到葡萄牙后，所见所闻更是司空见惯。首先，他们节假日，所有服务行业，如超市、邮电、银行等，都关门大吉。所有的上门服务，包括新家电的安装，都是有偿的。我们看的卫星电视坏了几次，自来水管坏了几次，打电话给有关人员上门维修，就很麻烦。不是不准时，就是缺东少西，价格还很贵。不过也有很规范的地方，比如，修水管凿墙、补墙产生的渣土，工人就清扫干净并带走。还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看来更是奇怪。就是家里在超市买了一个西门子的电水壶，用了近半年就坏了，按说明书应在保修范围。在我们一再催促下，我女婿极不情愿地带着坏水壶和发票，以不太好意思的心理返回超市。超市说，要送到里斯本西门子总部修理,待修好后电话通知。可是，等了近两个月也不见动静。再找上门去，经电话联系总部，得知旧水壶丢失,只好从货架上取了一个新的了事。这种维修，在葡萄牙是极少的 ，中国人就是太认真了！的确，无论在大街，还是小巷，我们从未见到过任何项目的修理部。经常见到的是垃圾站丢弃的家电和家具等。

他们的慢性子还体现在干活上面，是否叫“慢工出细活”，我实在不敢下此结论。干一项工程，按时出工就算不错，加班更是天方夜谭。对于葡萄牙人，根本就没有“加班”这个词。反正我们到葡萄牙三年，没有看见过有什么加班的事。比如，我们居住地的海滩广场及其相通的两条马路，我曾经用步幅量过，广场面积不足4000平米，马路合计长度不足500米，从今年1月开始进行改造，就10几个工人加上半机械化，硬是超过半年，才完工。一些商店、酒店、酒吧、咖啡店等，真是叫苦不迭。对他们生意的影响，政府是不管的。我们不止一次地议论，要是在中国，有的是劳动力和赶任务的习惯，这点工程，起码还不缩短二分之一的时间！

生病就医，那才叫让人“内急外忍”。办了医保卡，到公立医院就诊，从挂号到诊断、检查、治疗等费全免，凭处方到院外药店买药打折，才自己掏钱。据说发票可以抵税。这是他们医疗制度先进的一面。但是，整个就诊过程是很不方便的。其一，医院离住地较远，要20分钟车程。其二，候诊时间较长，即使急诊，也得两三个小时。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今年11月4日夜，我因感冒高烧39.5度前去就诊，21：25挂完号，发口罩戴上（怀疑是甲型流感），即优先进入诊疗区（此时，候诊室约有20人在候诊），护士量体温后，领到一间就诊室，等候医生。整个就诊室就我一个病人，算是隔离了。就此，进入了耐心而长时间的等待期。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医生的身影。两个小时过了，仍不见医生的身影。我实在难受，陪同我的女婿也忍不住了，于是决定去找医生。医生姗姗来迟，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例行问诊、听诊、检查等程序后，让我等待护士前来采集标本化验。又过了40分钟，仍是在我女婿的催促下，才有一位护士小姐手持器材，进得门来，分别在我的鼻腔、口腔里采集液体，放进盛有液体的小塑料瓶里，然后离去。不一会儿，前面那位医生跟进，开好处方（次日药店开门才能据此方买药）后，告知次日电话通知化验结果。00：24我们离开医院，整个就诊过程3个小时。后来，化验结果也石沉大海，我们也只当是没有问题，不去理睬了。可是，于半个月后的11月19日，却收到了院方寄来的诊疗费108欧元的缴费信函。按当天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1000元，这在中国算是天价了。其三，涉及医院解决不了的特殊专科，还得介绍到私立诊所就医，治疗费用由医院结算（当然要有医保卡）。看起来是免费，却是麻烦多多。这方面我又是亲身见证了一回。我4岁的小外孙，因牙齿反复发炎且殃及面腮肿胀，于今年6月26日到医院就诊。出乎预料，医院没有牙科，因而，出具转诊手续，到住地附近的私立牙科诊所。我们是马不停蹄，从医院回来未进家门，就找到了牙科诊所。这家位于3楼的诊所大门紧闭，静得出奇。随着门铃的按动，大门开启。只见偌大一个4室一厅的套房只有年轻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各一名。一间治疗室里只有一台机器和一位患者，那位年轻的女医生正在患者嘴里下功夫。另一个房间仅有一名病人在等待。那位护士接过转诊单，作了登记，预约到7月9日治疗。虽然等的时间长，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7月9日 ，我们如约来到该牙科门诊所，见到的仍然是只有3位患者（包含我外孙）和那两位女医护人员。岂料，希望破灭，那位年轻的女牙医只对我外孙的牙齿作了简单的清洗，由于小孩的不配合，就推到下次预约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不断预约，时间分别是7月21日、8月13日、8月30日。是小孩难配合，还是牙医的医术欠佳，或兼而有之？直到第4次8月30日，还是在请了两位男医生（含麻醉），并事前约定付劳务费100欧元的情况下，才彻底解决了问题。这一次，给小外孙滴注了小剂量的麻药，由一名男牙医操作，我和女婿按住小外孙的手脚，外加两名护士的协同，补了三颗牙，拔了两颗牙（他们都不征求意见或打招呼）。就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小孩的牙病，竟马拉松式地经历了两个来月，真是奇了怪了。其四，很难见到打针、挂水、化验、机器检查等快速诊疗手段。我们无论白天，还是夜间，多次到过医院，就是没有看见注射输液室，只是看见非常安静、洁净的医院里不多的就医者以及那些悠哉游哉、悠闲自得的医护人员。我们到葡萄牙这么长时间，无论是大人或小孩生病，无论是高烧或是病程很长多严重，即使家人再三恳求，医生决不做化验、机器检查或是打针等在国内那种过于依赖的、一动就有的快速手段。可不是吗？今年10月底以来，两个小孩先后感冒，不断反复，高烧不断，咳嗽不止，多次就诊，可医生就是只量体温，只做问诊和听诊，只开药方。家里大人急得团团转，生怕咳出肺炎，请求作验血、透视、打针，诊断准确，疗效快一点。可是，医生照例“我行我素”，“漫不经心”，而且第二天的医生否定头天医生的用药，刚花钱买的药，就变成了浪费。有什么办法？我们不甘心孩子受苦，异口同声地说“将孩子带回国去治疗”……当然，这只是一句实属无助与无奈的气话而已。

关于社会治安问题，总的印象还算稳定，但也并非一块净土。我因锻炼身体，每天起早在日出前，到较远的海滩，沿途经过若干酒店、药店、商店、超市、宾馆等大小单位，看到固定送货上门的面包车将货（包括面包等食物）分别放到这些单位的门口，这一放就是两个小时，等到单位到点开门营业时才被接受进屋。长年累月，天天如此，也不见有丢失。我常想，要是在国内，岂敢！岂敢！但是，葡萄牙近年撬门扭锁等抢劫偷盗案也时有发生，前年英国小女孩到葡萄牙旅游失踪案也名扬世界。究竟是葡人所为，还是来葡的移民作案？可能都有。使人不能理解的是，葡萄牙警方破案率实在太低。小女孩失踪案至今未破，大部分偷抢案都破不了，因此，这类案件还有增无减之势。

以上所叙，林林总总，虽是现象，却也反映或部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诚然，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从自由时期到现代的高级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垂死”、“腐朽”、“危机”、“掘墓”……并没有出现，相反，还在发展中。为此，使我想到90年代，我兼职教授的《政治经济学》（老版本）停止讲授其中的资本主义一章是有道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是在同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存在、相斗争中发展的。可是，到目前，马克思预言的那种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纯洁的社会主义并未到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前加了“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两个限制语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理论上的重大飞跃。各国的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可以走不同的道路。中国从长期的封建社会走到今天，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否认有局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国已经转变观念，停止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真诚地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即是许多人说的所谓“补资本主义的课），迎来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老牌资本主义所不及的。我以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中，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互补，互学，共同发展。

我以上的这点感慨或许是多余的。

（注：可以对照我的“葡萄牙掠影”）

                                                                                    2009年11月23日草于葡萄牙

近期，在葡萄牙华人报纸上，有几篇因那场政治风波20周年引发的关于政治民主制度问题的议论文章，我拜读之余，有点随想，以吐为快。

作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视角，以不同的或对立的或相近的观念，对现今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问题进行了议论。我以为他们的共同不足是，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性，因此没有抓住根本。

我们常说，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大道理管小道理。我认为，要认清中国现今的政治民主制度问题，要从以下几个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我只是“抛砖”，希求“引玉”，也不长篇展开论述，只是一个提纲）：

一、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看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的不可动摇性。国体和政体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为国体服务。两者只要有一方从根本上动摇，而另一方就会瓦解。任何国家都一样。中国现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是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宪法里非常明确，现行的政治民主制度决不允许从根本上动摇。

二、从执政党与政权的关系看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执政党和政权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则齿寒。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政权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的思想宣誓要将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它又马不停蹄地探索和实施了一系列为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措施。其中包含了政治民主制度、反腐倡廉以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夺权运动。60年来，无论党内政治民主或党外政治民主，虽然有过失误，包括党自身的严重错误，但总的看是比较稳定的，这是巩固政权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客观要求。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任何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在于，是否能认识和纠正自身的错误。《南京日报》理论版曾发表过我的一篇题为《党犯错误就不能实施正确领导吗》的文章，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

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的适应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与此相对应的政治民主制度、法律、思想、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从60年中国生产力发展一波三折的历史，看到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适应性的经验教训。凡适应得好，就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反，就阻碍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当结束10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后，党主动纠正错误，作出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动不断调整（改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即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完善经济与政治的社会主义体制。30年来，政治民主制度建设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30年来，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世人瞩目，世界瞩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四、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看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哲学中讲的一般（普遍、共性）与个别（特殊、个性）的关系并不是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而是指一般来源于个别，存在于个别之中，一般是抽象的，个别是具体的、生动的、多样的。世界的事情是复杂的，普遍的政治民主概念代替不了个别的政治民主制度，几百个国家不可能实行一种政治民主制度，即使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社会形态的社会认为他们实行的是最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也只是一种哲学上讲的个别即特殊的范畴，而不能误认为是一般的即普遍的范畴，去指导、指挥、指手画脚、甚至强加于别的国家、地区。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从几千年封建的社会形态过渡而来的。中国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13亿人口，农民占80%，生产力极不平衡。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目前只能实行适合自己的政治民主制度，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民主制度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去照搬美国的或西方的或别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

五、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看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的正确性。整体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个体组成的，因此整体离不开个体；个体受整体的制约，个体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整体这个环境、条件、基础、前提。共产党这个组织是由千万党员组成的，但党员的活动、发展、言行等，要受共产党整个组织的章程、政策、法规等的约束。同样，政府包含各个机构，各个机构包含各个公务员，各个公务员的言行要对政府这个整体负责，要受到政府的政策、法规等的制约。个体犯错或犯罪，对整体形象有影响，但个体不能否认整体的正确性。这就是：个体和整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互相割裂。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新形势下，中国的一些党政官员出现的贪污、腐败、渎职、变质分子，民主渠道受阻，访民不断，老百姓深恶痛绝。于是，一些人将这些个人行为看成是党和政府这个整体的行为，就说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出了问题，或说是中国的政治民主从根上就是错的，你中国早就应该实行多党论争，轮流执政了，好像美国和西方那种政治民主就可以包治百病，他们早就没有上述那些问题了。这些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们能从中国党和政府的所有的章程、政策、法律、法规里找到让党员、干部去贪污腐化、为非作歹的文字吗？他们能看到中国加强对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等的惩治力度吗？

当然，不止上述五个关系，比如还有绝对与相对、历史与现实等等。

结论：要辩证地、历史地、全面地、现实地看待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民主制度。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是必须的，但不是从根本上变更。稳定和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